1945年，在人类历史上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终于结束后，世界各国走到一起，商议成立联合国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其中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卫生组织，以促进人类健康、维护世界安全并为服务。世界各国深刻意识到，健康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对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层面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保护人们免遭疾病和破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消灭了天花，将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低99%，通过儿童免疫接种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
自2015年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各国和社区的健康与福祉，尤其是对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群。但直至今日，全球仍有30%的人口未能获得基础卫生服务，不平等继续侵蚀着全球最脆弱群体的健康。
“我们的世界正偏离轨道——我们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才能重回正轨。”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如此说道。
新冠大流行带给世界的反思并未结束。世卫194个成员在今年6月的世卫大会上就《大流行病协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然而遗憾的是在为期两年的谈判后，各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终未能达成一致，导致这份为应对未来危机的协议谈判被迫再延长一年。
另一方面，传染病暴发的阴影从未远离，仅在过去三年，世卫就因为猴痘疫情两次发布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在这背后，气候危机和环境恶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加剧使基本公共服务难以跟上。地缘政治的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危机使世卫目标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但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使世界进入到一个具有进一步促进人类发展巨大潜力的时代。全球外交、经济与健康层面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国际治理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以应对新出现的需求。
带着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今年8月底，澎湃新闻（）随一队中国媒体代表来到世卫瑞士日内瓦的总部，与世卫领导团队就新冠大流行的反思、如何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技术创新与不平等、大流行防范与筹资等当前全球健康领域的热点议题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与讨论。
公共卫生就像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世间的百态冷暖。我们都不希望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到来，但是我们必须要为那一刻的到来做好准备。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待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媒体代表团，我们非常兴奋。”世卫全球传播负责人加布里埃拉·斯特恩（Gabriella Stern）在开场欢迎辞中说道。
在世卫新大楼1楼一间大会议室里，曾经在盖茨基金会任职的斯特恩女士早已准备好了一整个下午丰富紧凑的议程。虽然很遗憾谭德塞总干事因为正在非洲出差而未能见面，但是总部三分之二的高层领导们分别带着他们下属部门的司长等总共近30位高级别官员现身，参与了交流对话。
负责对外关系与治理的助理总干事凯瑟琳娜· 博姆（Catharina Boehme）或许是开启这场对话的最佳人选。博姆博士负责领导世卫组织在治理、资源调动和伙伴关系领域的战略参与。在新冠疫情期间，她是获取新冠工具加速计划（ACT）的共同召集人。我们的话题从对新冠大流行的反思开始。
“我们宣布了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但各会员国对此反应甚微。它基本上被许多国家忽视了。”博姆博士表示，新冠疫情带来的反思之一，是看到了现有机制的一些挑战。 “因此，我们从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快速召集会员国，真正推动行动，并迅速给予会员国相互讨论、反思和交流的机会。”
对此，世卫应对的新步骤之一是围绕突发事件加强全球卫生架构：包括从预防到为它们做准备，再到做出回应，然后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一起采取行动。
博姆博士举例道，“就在近期的猴痘疫情暴发期间，我们在24小时之内就召集成员国召开了一次卫生紧急情况小组委员会会议，以便能够迅速落实成员国对这一全球紧急情况的响应。”此前，世卫在8月14日二度宣布猴痘为全球公卫紧急事件。
然而这不仅仅是速度的问题，还包括更广泛的应对措施。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凸显的问题是，疫苗、治疗和病毒测试不能足够快地到达所有需要它们的人，尤其是一些脆弱群体。在此次猴痘疫情中，早在一年前就提交了疫苗申请的非洲国家直到今年8月世卫二度宣布为全球公卫紧急事件时，仍没有疫苗可用。
对此，负责疫苗和药品批准的助理总干事中谷祐贵子（Yukiko Nakatani）女士的解释是，此次猴痘疫情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由新的毒株引发，因此疫苗的安全有效性需要被重新评估。其次，世卫的审批程序还包括对疫苗的适用性进行评估，以确保疫苗推广在非洲的顺利进行，比如，储存温度可以达到2到8摄氏度，而不是零下20摄氏度；储存时间也能更长，达到4至6个月，而以前的猴痘疫苗还不满足这些条件。
“世卫的工作与发达国家药监部门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欧美国家只负责对本国人群使用的安全性问题，而中低收入国家需要依赖世卫做出判断，因此在疫苗安全问题上必须高度谨慎，并且必须基于数据做出科学判断。”中谷祐贵子补充道。
在新冠疫情期间世卫的“作战室”——在世界卫生组织战略卫生运行中心(简称：SHOC)会议室里，四个主要部门的司长轮流介绍了各自部门的职责，并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在这次大流行应对中学到了什么教训？
多位官员谈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谈到对于大流行病的认识，即便是作为专业卫生官员也需要改变——他们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会经历这样规模的大流行病。
他们表示，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在防疫准备上的投资不足，导致了巨大损失，需打破“恐慌与忽视循环”，增加平时的卫生应急投资。疫情期间资源分配不均，特别是疫苗等关键物资，突显了全球医疗资源分配不公，需建立更公平的分配机制。
此外，社区在防疫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必须置于核心位置，确保信息准确流通。多部门合作对于建立信任、有效防疫也至关重要，需加强公共卫生、科学和社区的协同。另外全球监测和预警系统不足，需强化以识别早期疫情信号。应急物流和供应链在大流行中承压，需提升准备以确保快速响应和物资供应。
“但我认为我们在过去的新冠疫情中也看到了另一种风险，”世卫首席科学家杰里米·法勒（Jeremy Farrar）博士从另一个层面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科学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只适用于某些地方——我的意思是可以将科学视为改善健康的途径，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并减少世界各地的不平等。或者，如果我们不小心，科学也会加剧不平等。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勒与亚洲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出生于新加坡，曾在越南工作了20年，其间与中国有过密切的合作。自2017年以来，法勒一直担任世卫组织研发蓝图科学咨询小组主席。在新冠疫情期间，他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疫苗专家顾问组成员。
在分享中，法勒描述了他对于今天所处时代的观察和思考。“我们正处于一个科学黄金时代，很多科学研究正在取得进展，就在本周，新的癌症疫苗首次被评估。如果你在30年前对我说这句话，我不会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科学颠覆和技术颠覆的非凡时期。”他说。
他认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而不只是精英少数。“快速发展的科技带来了挑战，而对科学的信任对于维系其支持体系至关重要。近年来，对科学证据的质疑，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基础科学原则上，都令人担忧。我们必须确保科学与社会不脱节，因为它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期望科学能推动人类在健康、福祉等关键领域的进步。”
中谷祐贵子对此也表示认可。“我们的部分任务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没有卫生系统、基础设施，没有强劲的经济。我担心的是，就那些人而言，我们将创造两个世界，一些人可以用这些药物来对抗疾病。而那些收入低、买不起药的人将不得不忍受病痛。”她说。
新冠大流行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成功开发出这么多有效的疫苗并投入使用，这可以说是扭转疫情的关键。如何将这种非常态下激发出的研发机制应用到更广泛的常态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控领域当中去？这是新冠留给我们的思考题。
随着新冠大流行的逐渐淡出，眼下各国对世卫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博姆介绍道，各国在传染性疾病方面的关注有所减少，更多关注健康促进和行为改变。“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健康后果是关键的问题。每年有700万人死于哮喘和空气污染。这是个大问题。”她说。
来自中国的负责全民健康覆盖与健康人口的助理总干事李爱兰特别提到了气候危机。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是真实的，并且在未来会不断增加。
“首先，热浪已经使气温升高，即使在欧洲国家，即使是在瑞士，人们也会死于热浪。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其次，极端气候事件更频繁地发生，会带来更多的灾难。由于气候变化，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都在发生变化。以前寒冷的地区现在也会有蚊子传播的疾病。在热浪发生的时候，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是最脆弱的，这些都确实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医疗体系。”她说。
李爱兰在新冠疫情期间曾担任世卫驻柬埔寨代表。在此之前，她曾在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担任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主任。
李爱兰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在柬埔寨的时候，当地一条河发生了洪水，那个省份唯一的一家医院被淹没了，那是一个贫穷的省份。他们打电话让我去。我们在那里发现所有幸存者的生死都取决于洪水的水位，而当地医院没有应急计划。这就是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真实例子。”她说。
过去12个月，地球再次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全球各地的各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高温、台风、洪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然而直到去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健康”才被正式列为一个主题日。为什么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讨论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
李爱兰的看法是，气候变化不是新鲜事，但是当各国政府代表在谈判桌上讨论气候的时候，他们和来自其他部门之间（例如卫生健康）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早期，人们总是觉得气候变化是别人的事。看起来气候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看到所有这些证据。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你会感觉到在很多国家卫生都应该成为各国政策和政治的中心，但并不是。我们一直大声疾呼：健康不是成本，是一项投资。人们不应该花这么长时间才把健康与气候联系起来。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如果你看一下今年11月的COP29日程，卫生健康并不是第一天的议程。我们要求他们做出改变，也许他们会改变吧。”她说。
在与李爱兰的交流中，澎湃新闻记者分享了自己因为新冠疫情的报道而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对脆弱人群的健康影响，也因为在疫情期间成为父亲而希望为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尽自己的责任。没有想到这引起了房间里另一位助理总干事萨米拉·阿斯玛（Samira Asma）的触动。
“我很被你个人的故事感动。谈论数据或卫生信息系统或战略都是概念性的，我认为你在你的领域里所做的就是把它变为现实，并证明为什么它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很重要。”阿斯玛表示。
阿斯玛出生于印度海得拉巴，父亲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和商人。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父亲对于自己巨大的影响。英国牛津大学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名誉教授理查德·佩托曾评论说：“阿斯玛致力于改变这种悲哀的观念：‘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仅是数字’，她努力让死亡率统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公共卫生领域，数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斯玛及其团队介绍了数据追踪和分析在提供健康政策依据方面的最新应用。
“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移民、事件溢出效应增加等挑战增多的同时，科学、创新和技术也在迅速取得积极进展。我认为，尽管有严峻的挑战，但在技术创新、多边主义和外交方面，仍然有一线希望。为此，我们需要好的数据，及时可靠，可操作的，并且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数据。”阿斯玛说。
举例来说，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可感知的高温天数和热度都在增加，尽管高温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大多数人仍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温导致死亡的人数被远远低估了。
据世卫组织估计，2000-2019年间，全球每年有49万人死于高温。但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许多高温死亡并没有被计入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远远不止于此。这凸显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影响上的数据系统挑战。
“我们确实在健康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且拥有良好的势头。但让我担心的是，尽管我们有证据、政策工具和执行能力在国家层面上推动这一进程，如何持续保持这种势头仍是关键问题。”李爱兰说。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最有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流行的疾病清单。作为首席科学家，法勒博士如何从科学角度解读？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些是未来可能造成问题的病原体，人类不能忽视他们。”法勒回答称，“很遗憾，在今天不会造成重大问题的病原体经常被忽视。在2019年之前，没有太多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即使我们之前有应对SARS的经验。”
他表示，世卫的作用不是做所有的工作，而是强调已有知识中存在差距的地方。“需要优先考虑的病原体清单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进方向，但千万不要觉得预测未来是容易的，我认为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确保我们在准备上没有差距。”
法勒认为，了解所有新出现的病原体的起源至关重要，除非知道它们的起源，无法找到预防的方法。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确保没有忽视任何领域。
而李爱兰则强调了媒体的协同参与作用，“在柬埔寨期间，我学会了与媒体密切合作，为拯救生命、促进健康和服务做出贡献。这一使命远远超出了医生、护士和卫生部门的范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媒体也是其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她反问道。
李爱兰的职责涉及预防。“今天全球50%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例如使用烟草和酒精。如果我们专注于预防，就可以节省更多的资源。我们都知道，严重的疾病往往伴随着高昂的医疗费用，这不仅会把人们推向贫困，还会让卫生系统难以为继。”她介绍道。
新冠疫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可能已经是过去时，是的，我们总是会和一些疾病共存。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从过去的疫情当中学到教训？一个重要的积极信息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工作拯救许多许多的生命。我们不仅要反思过去的大流行，关注未来可能新发的传染病，还要关注已经存在的流行病。因为，无论是健康、气候还是所有人，都是互相关联的。
就像李爱兰所说，“我们相信，更健康的人口是更健康的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就是新冠大流行的教训，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提到的那样，如果健康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AG旗舰厅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