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豹，矫健敏捷又隐秘莫测，被称为高原之巅的“雪山隐者”。雪豹的孤傲神秘，让无数野生动物摄影师不畏高原地区的严酷环境，迎头而上一路追寻，只为捕捉雪豹的身影，这甚至成为很多摄影师毕生追求的梦想。

　　8月4日，纪录电影《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登陆全国院线。本片历时六年创作，从三位藏族牧民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雪山之王”——雪豹与动物邻居们野性又灵动的生存图景，也讲述了三江源保护区牧民们与雪豹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本期我们对话《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导演、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听他为我们分享影片幕后的创作历程，以及从事自然影像创作四十年的体验与感悟。

　　云南大理人，中国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工作室创始人，唯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的中国摄影师，2022年度美国国家地理学会“Wayfinder”奖获得者，曾被英国《户外摄影》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四十位自然摄影师之一。四十年来，他秉持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投身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线，用镜头记录了金丝猴、藏羚羊、绿孔雀等众多濒危野生动物的宝贵影像。代表作品有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云上的家庭》等，摄影作品《母与子》《野性中国》等。

　　奚志农：其实并不复杂，只是因为有两位牧民拍到了雪豹，我觉得如果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设备，他们能拍得更好。最初，我从未设想过这部影片能登上大银幕，后来是因为有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制片人郭永浩介入，才有了让影片走进院线的想法。而从更顶层的设计而言，国家对自然生态领域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其实为我们自然纪录片的创作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大环境。单凭我自己的力量，我是不敢想象的。

　　奚志农：我在2004年创办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希望巡护员、研究人员等长期在野生动物保护一线的人有机会用手中的照相机去记录他们的保护对象、研究对象。到了2016年，我基于训练营十多年的培养经验，把已经成熟的模式移植到了青海。我们的训练对象从保护区一线的工作人员换成了当地的牧民，这就是后来的“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整部影片就是在记录达杰、次丁、更求曲朋这群牧民摄影师的成长中，以及在我自己的介入中不断积累素材、逐步成型的。

　　奚志农：牧民摄影师和专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在地性”。他们有敏锐的眼睛，也有适应高海拔的体力。他们熟悉当地的山水，而且对那片土地有着浓厚的情感。没有人可以和他们相比。

　　用体能来举例，为了拍摄小雪豹，我们在海拔4700米的营地驻扎了35天，小雪豹所住的洞穴比驻扎点还要再高500米。我和朋友每天往返两地之间。这500米的海拔落差，我用最快速度也得用1小时20分钟才能抵达。但在极端情况下，曲朋大概只需要20分钟就能爬上去。

　　奚志农：对我和整个团队而言，我们长时间投入，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影片的摄制有当地牧民参与，这是特别不一样的，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亮点吧。

　　就如片名“雪豹和她的朋友们”，雪豹是我们的主角，但地球上任何一个物种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们都有伴生的物种。在青藏高原这个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除了大家想象中和雪豹生活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想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朋友们”，这是我们这部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

　　奚志农：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一切取决于这个市场。这部作品是个特例，如果它碰巧走通了，票房上能有回报，还有可能考虑做第二部。现在完全未知，对吧？

　　这个暑期档这么多大片，我们算是在夹缝中生存。影院对纪录电影的信心和经验也不足，很多场次都在上班时间，所以有的观众就来向我“抱怨”。上映第一天，我们排片有7000多场，直到今天（8月7日）还能有接近1000场，上座率有7~8%，可能算还不错了。

　　我没有负责宣发的事情，这也不是我能考虑的。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电影频道这次有力的宣发推广，他们拿的是真金白银。如果没有票房的话，那这次真可能是要做公益了。如果在大家的支持下，这部作品真的能够有票房，那我们才会有做第二部的可能。这是很实际的事情。

　　CDRC：我们在片尾看到，影片制作团队中有海外团队的身影，请问本片创作有哪些环节涉及到中外合作？

　　奚志农：这部影片的剪辑指导Mark Fletcher是我的一位合作伙伴，他非常厉害。我们此前合作了滇金丝猴的纪录片，这次电影创作也是在Mark强有力的支持下，才能有这么好的呈现。首映那天，我在影院的巨幕上看到我们的片子时也被深深震撼到了，即使之前我已经看过无数遍。

　　CDRC：近年，国际合作成为中国本土自然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个常态，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奚志农：自然纪录片发展至今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并且一直在飞速进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观众就开始享受自然纪录片的成果，欣赏水平以那时为起点被持续培育了40年。我们国内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陈晓卿、马伟平导演的《森林之歌》，李文举导演的《自然的力量》等等，这些作品较之前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自己也在这个领域摸索了40年。我始终认为，与国外相比，我们国内团队的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因为自然纪录片需要用通行语言来讲述动物故事，但本土的创作内容不能与观众的欣赏水平相匹配。近些年，国内出现了许多如《国家公园》等中外合作的纪录片作品，因为一些机缘，国外团队介入到创作中，这对我国的自然纪录片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种国际合作，能让影片走得更远，也能让观众的接受度更高。总之，我认为，在我们自己还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时候，让国外的成熟团队介入进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情。

　　奚志农：从最开始我拿起摄影机的那一天，就是为了野生动物。1990年我在《动物世界》工作的时候，用的是16mm的摄影机，而我的照相机就架在摄影机的旁边。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或者从更严格意义上来讲要称作专题片，则是1989年在昆明教育电视台拍摄的。

　　这四十年的野外生涯，我除了刚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没有机会拍视频，有机会拍视频以后，我一直努力在照片和视频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事实上无论是相机、摄像机，还是二合一的设备，对于我来说都只是工具。而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用好的工具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野生动物，我只有这一个目的。

　　CDRC：在您看来，中国人拍摄一部中国本土动物题材的自然纪录片，有哪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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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志农：四十多年前，《动物世界》在央视开播。90年代，我也短暂地为这个栏目做过摄影师。那时候我们中国观众所看到的野生动物影像以国外的作品居多，片子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很多小朋友从小到大，看的几乎都是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

　　中国的电视观众看到的是国外成熟的创作体系下生产出来的内容，也接受了那样的叙事方式，欣赏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电视上几乎没有中国的动物，这是最让我觉得遗憾的。这也成为了我当年学习摄影，要拿起摄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做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拍出中国的“动物世界”，而《动物世界》栏目是我那时候能学习的唯一素材。

　　我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努力。1992年，我开始追寻滇金丝猴，后来又拍摄藏羚羊、绿孔雀等动物。2016年，我与几位牧民结缘，又与雪豹产生了联系和交集。到今天我们的影片在大银幕放映，是我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当中国的自然纪录片更多地被观众看到，特别是当年轻一代父母看到，就会给自己孩子留下一点期望，未来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到大自然中去。

　　其实，无论作品出现在电视、网络、电影院甚至是在地铁的公益广告上，我拍摄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解并且爱上中国的自然和野生动物。这是我唯一的目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

　　CDRC：您如何看待中国本土自然纪录片未来的发展？在您看到，还有哪些可能的创作路径值得发掘？

　　奚志农：在国内，纪录片的创作者已形成一定规模。尤其是在当下，设备已经平民化了，大家用手机也能拍，不像过去只有电视台可以拍。从我的角度上看，并不是非要去到青藏高原，才能拍出自然纪录片。如果野外很难前往，就去拍摄身边最平实的自然，比如我们的社区、城市，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奚志农：我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认为我还得努力，不敢奢望还有更大的目标。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影响公众、培养年轻人的事情，比如“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它到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我们在大理做的一个有关野生动物的研讨会也已持续了三届；我们还创立了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

　　未来我肯定会把自然纪录片、自然电影作为一个重点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会请Mark或者BBC的制作人到中国来讲授，无论是高级研习班还是初级研习班，这将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