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官方官网在中国领导的“红色摄影”体系的建构、发展过程中，广东人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奠定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中，除吴印咸外，其他三位都是广东人。(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广东是近代中国最早传播摄影术的地区之一。1844年8月13日，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在澳门拍摄了一张银版照片，这是有史可查的拍摄于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张照片。

　　由此，摄影术自广东传向全国，此后中国摄影事业的启蒙和发展者，多出自广东。邹伯奇、罗森、罗元佑等广东人纷纷开设照相馆，也开启了中国人的“照相馆时代”。

　　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中，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棣指出，广东地处沿海地区，商贸发达，因此成为摄影术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源地之一。

　　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而华北的摄影事业主要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沙飞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日前，“红色记忆——沙飞摄影展”在广州政协文史展示中心展出。展品包括《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等六十幅经典摄影作品。

　　他是中国革命军队里的第一位摄影记者，也是中国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组织者。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新闻画报，也是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以晋察冀摄影团队为代表的红色影像体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与西方同行但风格迥异的摄影模式，正是中国摄影人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东西，沙飞他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沙飞原名司徒传，来自广东开平赫赫有名的“司徒家族”。1933年，沙飞夫妇在蜜月旅行时购买了第一台相机，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道路。上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沙飞感觉摄影人应该发挥相机的更大价值。

　　1936年初，沙飞拿回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王辉看，王辉清楚地记得：“沙飞激动地说，有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随时可以拍摄，结果拍下了历史的场面，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当时，沙飞的好友、同样毕业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的李桦，已创作出《怒吼吧!中国》这样的木刻名篇。美术史学者蔡涛认为，学长李桦为沙飞提供了最关键的人生参照。1936年8月底，作为“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联系人的李桦，委托沙飞前往上海捎信给黄新波。

　　沙飞借此留在了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结识鲁迅。就在那时，沙飞拍下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珍贵场面，更摄得十余天后鲁迅去世的重大影像信息。在发表鲁迅照片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沙飞”，希望自己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1937年，沙飞参加八路军，并于1942年入党。沙飞后人王平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展示了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的创刊号（复制品），画报封面是沙飞于1937年跟随杨成武支队生活和战斗期间所拍摄的长城组照。

　　记者留意到，《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中的文字稿件均以中英双语两个版本同时发布，有意识地向国际反法西斯盟友宣传中国抗战的艰难实况。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杜江认为：“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中，《晋察冀画报》脱颖而出，根本上是因为沙飞和他的同志们解决了印刷所需的铜版技术问题，这说明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沙飞曾以“艺术修养”“科学知识”“政治认识”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摄影理念和方法：“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同时改造自己。”

　　沙飞和战友们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幅。

　　沙飞的战友罗光达回忆道，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照片，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满了好奇：“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马，都要数一数。”

　　沙飞身后，是一支成体系、成建制的红色摄影专业队伍。1940年6月，广东番禺人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办起了摄影训练班，集中培训摄影人才。

　　当时的训练班成员梁明双回忆:“先后共办10余期，培养摄影人员300余人。”

　　据研究资料显示，晋察冀军区先后建立摄影组，后逐步在各分区形成建制，负责在各军分区拍摄战斗、会议、民生、演练等题材的照片，底片被统一寄往军区摄影科。

　　杜江介绍，红色摄影队伍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达150人-200人，到1950年人民解放战争结束时，达500人-700人，仅在战场上牺牲的红色摄影师就有62名……

　　沙飞在晋察冀立足没几天，广东中山人赵烈就调到他身边，最终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献身；广东番禺人石少华于1943年秋，在《晋察冀画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沙飞身边，最终代沙飞实现了他们当年共同的理想——不仅在新中国成功开办了全军、全国性大画报，还在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摄影组织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设展览“广东与中国红色摄影作品暨文献展”正在布展，杜江担任策展人之一。他告诉记者，展览选取了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中的9位广东人，包括沙飞、石少华、郑景康等奠定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广东摄影家。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广东人郑景康见到主席，毛主席问他“你做什么工作的”，他说自己是“照相的”。在一旁的周扬笑着补充道：“这是从重庆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相。”后来，郑景康最为人熟悉的作品，莫过于1949年开国大典时，城楼正中悬挂着的。

　　郑景康是清末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之子。1940年，郑景康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摄影记者。1942年，他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名为“抗日初期之一角”。据其侄孙郑克鲁所述，、任弼时、李富春等都曾前去观看，“毛主席还称赞叔公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

　　在皖南，广东大埔人邹健东开创了新四军的摄影事业。“广东与中国红色摄影作品暨文献展”上，特别展出了、陈毅、粟裕等人珍贵影像。更为难得的是，这些照片出自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之手。

　　据杜江介绍，这些影像均由邹健东所整理。叶挺对组建军部的摄影工作机构非常重视，让副参谋长物色人员，成立军部摄影室，以拍摄新闻照片对外宣传，同时为排级以上干部拍照，建立照片档案。

　　叶挺自己也随身携带一台徕卡相机，在前线或后方不时取景拍照。据曾在新四军工作的广东籍著名画家赖少其回忆，他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挺即把自己所拍战地照片拿给他看：

　　“（叶军长）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

　　红色摄影图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仍在不断回响。解放战争期间，身处华东野战军的邹健东大放异彩。他所拍摄《我送亲人过大江》已经成为渡江战役的标识图像。

　　1949年4月22日，支前船工送部队自扬中过夹江，一位身材瘦弱、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拼尽全力划桨。邹健东迅速用相机把这动人一幕拍摄下来。半个世纪后，邹健东与照片中的“大辫子姑娘”颜红英相聚北京。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无疑是沙飞最为著名的作品，也是“红色摄影”的经典之作。李洁军为考证出前贤拍摄的具体地点场景，特意赶赴浮图峪羊栏沟村，实地搜索七天无果。

　　最后，他在沙飞当年拍摄的杨家庄慰问演出的戏台旁，由当地人带路，从杨家庄村后面的甲沟进入云盘沟，花了约一个半小时登上长城，才真正找到当年的拍摄地点。据此，李洁军创作了其荷赛获奖作品《复制战争》系列中最为重要的《八路军战斗在浮图峪长城》。

　　在“红色记忆——沙飞摄影展”开幕当天，年过七旬的陈静女士专程来到了展厅。不久前，她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出现在一张旧照片上，正是沙飞拍摄于1941年初河北阜平县沙河畔的“八路军女战士在大生产中积肥”的场景。

　　为此，她特意赶来与沙飞后人见上一面，并告诉他们：“沙飞镜头里，有一个就是我母亲。”

　　杜 江：近年来对“红色摄影”的研究思路逐渐向全局研究、群体研究发展。就“广东与中国红色摄影”研究而言，对沙飞以外的，如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广东籍红色摄影家文献整理和研究也越来越被重视。

　　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红色摄影群体，远不止是几个闪耀的名字所能涵盖，“红色摄影”体系的建立，自苏静、沙飞采访平型关战役为始，但此条主线还应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及军队——如在延安的电影团摄影工作、新四军摄影工作等——作整体性研究。

　　就总体而言，近年来对于“红色摄影”乃至中国摄影史的挖掘和研究，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长期化、常态化研究。

　　羊城晚报：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的创建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广东的地域文化有什么联系？

　　杜 江：粗略计算，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21人中，广东人有9位，约占43%。广东人在“红色摄影”甚至中国早年摄影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有很多，而关键还是地利。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甚至华北的摄影事业主要也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

　　杜 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的重大新闻摄影报道及对外发稿任务，如全国政协、开国大典等，都是石少华、吴群所领导的华北画报社承担，摄影记者多来自华北部队。

　　石少华、吴群、高帆在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文代会上提出了“创办全国（《人民画报》）、全军大画报（《画报》）的提案”（此提案是沙飞在冀西养伤时提出的），周总理亲批办理；

　　石少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新闻局及新华社摄影部，筹建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人在摄影理论、摄影史研究方面也有特别贡献。

　　羊城晚报：回顾广东“红色摄影”前贤的历程，对今天的摄影理论及创作有怎样的启示？

　　杜 江：首先，以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群等广东人为主体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所创立的红色摄影体系，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后这个体系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其次，他们所开创总结的方法论和摄影运用，仍然可以用于指导具体摄影实践，例如此前一段时期“脱贫攻坚”摄影纪录以及抗击疫情中大规模的肖像摄影拍摄运用等。

　　黄谷柳先生闻名遐迩，始于《虾球传》这部长篇小说。鲜为人知的是，黄谷柳还是一位战地摄影师和战地记者，在解放海南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抗战胜利后，黄谷柳应夏衍之约，在《华商报》副刊上逐日发表长篇小说《虾球传》，一夜红遍香江。1949年2月，经夏衍、周而复介绍，加入中国。同年7月，投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51年和1953年，黄谷柳先后两次入朝，亲临战场420多天，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并挂职下连队参加战斗，荣立三等功，获军功章一枚。1953年底，随志愿军返国后不久进入广州作协，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黄谷柳生前从未将自己视为摄影师，相机在他手里纯属一件记录的工具，因为热爱写作，所以记录成癖。他的遗物中没有钱财，多是日记和笔记。但黄谷柳在解放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拍摄的120和135胶片，竟有700多张！

　　这批宝贵的胶片分装在几百个蜡纸袋中，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多年之后，他的外孙女黄茵发掘整理出版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