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官方官网曾记否，明明是“三年困难时期”，新闻摄影却总是“又是一个大丰收”、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片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这种新闻摄影不仅欺骗了读者，而且欺骗了历史。后人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那一段历史就被如此“记录”下来。而这种场景将被拷贝、复制、放大、留传，虚假的宏大场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文本。真相反将在时间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解、被忘却，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新闻摄影能否组织加工、设计、摆布，新闻摄影界内部曾有激烈争论。不少人出于职业道德，认为“新闻”就应该真实。但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观点被严批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动观点”，许多人被打成“”。正是这种大批判，为后来的大规模造假提供了合法性。

　　由于有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接踵而至的“”中，才会有新华社摄影记者组织、安排出的4个儿童站在早稻上的相片。这张名为“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照片被作为典范宣扬。当时，出现的这类新闻照片，摄影者多是国家级新闻单位的记者。

　　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书，以高度的职业道德感进行专业分析，提供了大量“原始相片、底片是如何‘加工’、‘合成’成一张张‘雷人’照片”的珍贵史料，拆穿了这类新闻摄影产生的西洋镜。

　　从1970年起，新华社记者侯凤菁就长期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工作，曾任首席记者。他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采访、现场考察和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占有了大量国人难得一见的史料，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研究，终于写成《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线月第一版）。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1956年在遥远的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曾经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共和国的历史，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数十万人，如果算上受到株连的家人，应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甚至事过20年后，1976年北京广场发生的“四五”运动还被“文革”发动者扣上“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被扣上“中国的纳吉”等大帽子。因此，了解、知道“匈牙利事件”真相，并非增加一些与我们关系不大的“外国历史知识”，有助于对我们自己历史和命运的深刻反思。

　　历史表明，“匈牙利事件”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僵化的旧体制引起的矛盾总爆发。1945年4月，苏联军队解放了匈牙利，使匈牙利开始走上执掌大权之路。党和国家大权集中在领袖拉科西手中，形成“拉科西主义”。作者写道：“所谓的‘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

　　1956年，苏共开始反思“斯大林主义”，但拉科西仍顽固坚持“斯大林主义”，甚至火上浇油地抨击“分子”想利用苏共“二十大”如何如何。这种倒行逆施，最终引发了10月23日的人民武装起义。历史于是在绕了一个弯子以后，终于回到它应有的轨迹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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