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真人官方官网这场寻觅始于2000年8月24日。母亲名叫余赖慧玲，是一名家庭主妇，与身为公务员的丈夫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居住在香港一处公屋。狭小的公寓外，台风正席卷香港，逐渐演变成暴风雨。天气的不稳定，令她儿子心烦意乱，于是丈夫建议换个环境吃午饭。三人在离开小吃店后，一起挤进了油麻地地铁站。也正是这一次，男孩放开了她的手，冲进人群，消失了。
余妈心急如焚。因为她的儿子余文翰身材虽看着高挑，像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但心理年龄实际上只有两岁，甚至不太会说话。他怎能独自应对如此拥挤的地铁站？她向警方报案，警方网站上至今挂着她儿子失踪时的照片：一个瘦弱的男孩，双眼微微分开，嘴巴下垂。香港入境处在余文翰失踪后发布了一份报告，重现了这段神奇的旅程。报告中显示，未持有过境所需许可证的余文翰，在不知怎么地向北走了十二英里后，又莫名其妙于下午一点四十七分出现在中国大陆边境后方。中国移民局工作人员在深圳罗湖边境检查站发现，这个男孩在回答问题时，用的是粤语而非普通话，初步决定将他遣返回香港。
郭浩忠摄，《观音雕像（中国神话中的慈悲女神），位于余妈家客厅橱柜上方》，2022
工作人员随后注意到，男孩衣冠不整，穿的鞋子也是内地的品牌。当工作人员问起刘德华这位香港最著名的明星时，男孩都未作声回答。惊慌失措的他，挥舞着手臂，向警察吐口水。警察见状把他铐在椅子上，并认定男孩是一名“非法”移民。他们又推断，男孩应该来自深圳，而非香港。正是这决定性的一幕，将余妈和儿子永远地分开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余妈以泪洗面，哭诉的声音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中不断出现。一时间内，大批香港警察涌入内地，搜救队不断地在广东各地展开搜寻。文翰还活着吗？是歹徒抓走了他吗？他是否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移民？这个男孩象征着香港——三年前，香港还像幽灵一样游荡于他乡（前英国殖民地），现如今已被祖国收归。
郭浩忠在香港读中学时，就听说过余妈和她儿子的事。郭浩忠的母亲曾叮嘱他，过边境时一定要小心，已经有一位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男孩消失在大陆。如今，郭浩忠生活在香港、台湾两地，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为《》和《华尔街日报》供图，他镜头下的新华语世纪充满争议：例如香港一名抗议者向防暴警察举起燃烧的棍棒，广州钢铁工人抗议事件，台湾一名男子在寺庙外固定旗杆，并用国旗占领寺庙。始于1947年的专制浪潮，郭浩忠在家档案馆，发现了这一时期被捕、后来被处决的人所写的家书。这些信件从未送达，直到郭浩忠的介入。在他的项目《最后的信件》（Last Letters，2017年至今）中，他联系了这些信件作者的家人，并为那些同意阅读信件的人进行了拍摄。郭浩忠告诉我，最有趣的部分是观察这些受害者的孩子们在主持迫害的右翼领导人蒋介石的雕像前叩头时，才逐渐意识到蒋介石就是他们家庭悲剧的始作俑者。郭浩忠很欣赏这些雕像，并记录下这些雕像被拆除的过程，因为它们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客体，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这个项目不是以视觉效果为导向，而是以客体内部意识形态叙事的失败和持续为导向。如果这一项目可视为另一个中国的切面，那么郭浩忠想知道该如何研究香港。
他回忆起小时候听说过的那个失踪男孩，男孩的故事隐喻着一种不引发中国审查制度而在香港进行秘密调查的棘手现状。2022年6月，郭浩忠在几十年前众多寻找余文翰的广告分类中，找到了余妈的电话号码，并主动打了电话。当他表明来意，余妈却表示网络和报纸上都能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我已经看过所有的报纸和互联网上的信息”，他告诉余妈，“但你是唯一的消息来源。”他恳求余妈在一家餐馆见面，在那里，他见到了余妈。他是这样形容她的——深深的悲伤，被爱与罪驱使着。第三次见面，余妈邀请郭浩忠去往她的公寓。
郭浩忠住的地方离余妈只有两站距离，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周都来看她，每次都会带着相机，以便让她适应也许有一天会被拍照的想法。然而，值得关注的照片不仅仅有郭浩忠的，还有余妈的。文翰失踪后，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诞生了，余妈运用了许多艺术实践的技巧来寻找她，比如制作物品、摄影和表演。郭浩忠正在进行的项目是整理和展示与她儿子失踪有关的档案，他最初的项目《闭上眼这么多年》（For So Many Years When I Close My Eyes，2022-2023）就将余妈拍摄和记录下的图像、元素，与相关事件地点的地图和照片相结合。
世间很少有力量能强于一位母亲的悲痛。人们闻讯而来，纷纷捐款支持这位母亲。余妈也开始到处发布寻人启事，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其儿子文翰，所用的媒介类型不仅包括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电视和香港火车上滚动播放的文字广告，还有且印有文翰肖像的扑克牌，一切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公众记忆与一副简单的纸牌产生了碰撞，这让郭浩忠想起了美国伊拉克战争中军队训练士兵的方式，他们会在扑克牌上印上萨达姆侯赛因领导圈子的肖像以便于士兵识别。余妈还在深圳等南方城市发布了寻人启事，某些传单甚至与杂志等印刷品有相似之处。她用一个又一个单色的谜题，展示着儿子的照片，那是一个经修饰的长发形象，且标有中文“失踪者”的字样。
余妈制作的扑克牌和透明钱包，上面均印有文翰的肖像，约2000-2003年
整个寻找过程中，她不断地从遇到的流浪汉和残疾人中寻找文翰。郭浩忠向我解释道，余妈眼中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她会像早期基督教圣徒一样，走近他，为他拂去脸上的头发。在确认完他不是“翰儿”后，她会为他拍摄一张肖像照。拍立得照片上附有她的笔迹，包括那个男人的名字、相遇的地点和日期。观众的目光常常会落在这些男人因饥饿而缩成一团的肩膀上。他们的脖子显得过于纤细，头部乱蓬蓬的长发遮住了因食物匮乏而变得瘦小的躯干。还有一个面带微笑地男人，看起来营养相对充足。但衬衫和裤子上沾满污渍，尽管穿着靴子，右脚脚趾也在外。
郭浩忠写道：“通过拍摄文翰以外的个体，她能够通过某种排除法间接证明文翰的存在。”然而，这些照片并不能证明文翰还活着，只是把他的身份转移到一个替代对象上，包含着另一个可能暂时成为文翰的可能性。每张照片都描绘了一个不存在的人，间接预示着死亡。很少有肖像照像余妈拍摄的那样，因为她和被摄者的关系几乎是随机的。与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等社会改革家不同，余妈没有任何精力改善他们的困境。尽管他们的身份与她所做的事情几乎无关，但她还是执着地记录了他们。在余妈简单的重复、强迫性的连续性和无休止的男性主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为索引特定人群所做的努力，这些肖像也不是嫌疑犯照片或身份证，更不是一种监视的形式。她并不试图对“长发男人”（郭浩忠称之为）行使权力，她镜头下的人物毫无羞耻地直视观众的眼睛，但也缺乏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在《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1936）中弥漫的宏大感。她的拍立得照片有时会展示在夜间的城市中漫游的年轻男子，这种类型在西方最接近的对应物可能是波西米亚的夜生活照片，尽管这里的男人似乎被困在更为贫困的窘境中。
用郭浩忠的话说，在系统地“清理”完一个区域后，余妈会马上赶往下一个区域。她和丈夫从深圳开始，然后独自一人前往福建、江西、广西和湖南等内陆省份。还有一张拍立得照片，描绘的是一座标注着口号“为人民服务”的公共建筑。这句话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讽刺，但郭浩忠却说认为余妈“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对穷人的描绘只是她追求的副产品，但它们却暗示了中国经济的弱点。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让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然而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依赖于农民工进入城市，放弃“铁饭碗”的社会福利，转而从事不稳定的合同工生活。2001年，为了中国能够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圳等地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导致数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余妈偶然形成的视觉民族志中，恰好描绘了这一代被时代所抛弃的人，即中国无产阶级。香港是处于衰落中的前英国金融中心，她所冒险的内陆吸收了香港并崛起成为了超级大国，虽然她没有团结之类的理想主义动机，但她的确在香港和内陆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在两地的下层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结点。
陌生人发给余妈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年轻男子可能是文翰，约2000-2010年
无论是香港还是内陆，到处都有骗子。算命先生甚至说，他们可以透露她儿子的位置，但需付费。随着余妈张贴的传单越来越多，她开始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件，都坚称他们已经找到了她的儿子。其中一人写道，“眼见为实。”还有人经常寄来一张照片，声称照片中的人就是文翰。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些男人是真实的，但拍摄背景过于虚假。例如一名男子，身穿迷彩服，头发蓬乱，双脚肮脏，却坐在一个明亮的人造环境中。他身边放着一盆塑料花，背景是一根巨大的卡通蜡烛。我们难以区分他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存在于充满媚俗气息的卡通世界？他张大嘴巴，自己也难以道明。
在另一张照片中（也是本期杂志封面），一个男人穿着三件套西装和黑色乐福鞋，头发梳得很整齐，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只伸着舌头的道具狗旁。在他身后，矗立着一幅类似鲍勃·罗斯（Bob ross）风格的绿色欧洲村庄画。这些照片虽然是她儿子存在的“证据”，但结构松散，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就好像有人把摄影师王庆松精心设计的舞台和戏剧化的背景浓缩，变成了一场由穷人中的穷人扮演的俗气舞会。他们从那张原始的失踪人口照片上取下文翰的脸，将他ps到某个男性形象上，创造出一个半虚构的肖像，郭浩忠称之为“循环”，仿佛可以回到过去。
有些来信是为了索要钱财，还有些则提供了其他东西，例如关于文翰生活的推测性传记。2005年，一位假文翰在信中写道：“我在东北过得很好，两个好心人把我带到了哈尔滨一位精神病专科医生那里，治好了我的精神疾病。”余妈撕毁了这封信。很快，她又用胶带把信重新粘了起来。郭浩忠告诉我：“你永远不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但他注意到，尽管信件都来自不同的地址，但某些身影却反复出现，于是他大胆猜测，余妈的笔友是人贩子。
另一个人在信中写道，“我不想拐弯抹角的，我只是想帮你找到一个新儿子。他的名字叫唐小龙，出生于1986年4月13日……你会像爱一件物品一样爱他的。”另一位写信人告诉她，如果想要见到这位“儿子”，可以于2003年10月20日深圳龙城广场的巨龙雕像下与他见面。深圳龙城广场是中国第一个旨在吸引外资的经济中心。文翰刚消失的时候，深圳这座城市的GDP与香港相比相形见绌（220亿美元对1710亿美元），但随着深圳成为所谓的“中国硅谷”，两座城市的经济地位互换了。余妈并没有赴约。最近，摄影师郭浩忠本人也长途跋涉来到龙城广场，他镜头中的巨龙雕像照片闪闪发光，却又显得有些许忧郁，似乎唤起了这座城市强烈的中产阶级化和胜利形象，也与余妈镜头中的街头原始视角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张照片最终出现在2023年香港Para Site艺术中心郭浩忠的装置作品中，与此同时，他还在地图中标注了各种肖像的拍摄地点。地图显示，她和通信者相距不远，每个人都拍摄了一位中国男人，却都不是她儿子。
郭浩忠摄，《闭上眼这么多年》装置视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香港，2023，艺术家本人提供
余妈共创作了300多张拍立得照片，收到了大约100封信，后来也用相机和手机拍摄了很多肖像，但这些肖像并没有收录在郭浩忠的项目中。余妈说，其中五分之四的材料被一名中国商人偷走了，他曾声称要为她拍一部纪录片。郭浩忠将自己视为余妈摄影实践背后的“研究员”或“调查员”，他用带有粤语口音的英语对我说：“余妈的创作主要受意图驱动，她真的在思考摄影是什么。”余妈颠覆了通常的性别划分艺术，拍摄了那些生活在街头的男人。郭浩忠拍摄了余妈公寓里的家庭空间，五只公鸡雕像凝视着窗户，在中国葬礼上，它们的叫声是为了吓跑不祥的鬼魂。
一天，余妈询问郭浩忠能否也为她拍张肖像。余妈告诉了他，她想要在哪里安放相机，要坐在哪里。就在按下快门前，她闭上了眼睛。问及缘由，余妈回答:“摄影正是捕捉快乐的时刻。”她说自己每天都会闭上眼睛，希望梦见儿子，这是最快乐的时刻。在照片打印出来后，郭浩忠请她在背景里写下给文翰的留言。令他惊讶的是，余妈很快就写好了，就好像这些文字她早已计划好。余妈告诉他：“这些都是我每天早上看着窗外，想要对儿子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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